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等：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系统论思考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系统论思考
胡正荣 李 荃
数字信息技术重塑了人与信息连接的方式，充分激活了信息本身所蕴含的无形价值与巨大动能。近年来，主流媒体在党中央的规划和指引下，实现了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的融合探索，取得了斐然成就。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必须进一步深化主流媒体的融合实践，在机构内部不断推进改革的同时，在不同层级范围内把广泛的、跨界的社会资源纳入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中，构建起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媒体融合本质上是一个由众多构成要素按照一定结构组成的，具有某种特定属性的系统工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就必须坚持和遵循系统观念的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原则，切实发挥系统观念在媒体深度融合中的指导作用。
坚持整体性原则，领会融合战略意蕴引领实践
系统观念的整体性是依循于系统本身所具有的结构和功能所凸显的基本特性，充分揭示了系统的整体功能并非单个组成部分机械相加所能达到的，而是一种有机的化学反应。在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只有立足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整体性原则，才能真正领会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意志的战略意蕴，进而实现媒体全要素全业态的深度有机融合。
“数与网”浪潮赋予了社会成员前所未有的传播参与权，影响着主流媒体在信息传播领域的主导地位，主流媒体作为信息内容提供者的角色面临新的挑战。基于行业发展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双重紧迫性，媒体融合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在全国范围贯彻落实。实际上，尽管主流媒体的融合探索初步呈现了全媒体形态的演进趋势，但大多数媒体机构的运作仍然遵循传统方式。媒体融合的本质是对社会生产关系与经营模式的迭代，倘若未能从根本上完成供给侧的优化和升级，仅仅是在传播形态层面做一些简单的物理式叠加，必然会因为无法触及本质问题而影响效果。
由是观之，固守传统媒体时代所形成认知逻辑，无法以整体性的视野去把握媒体融合，成了制约媒体融合深度发展的基础性障碍。因而，若想更有效提升传播的价值，就要以整体性的视野去把握和领会媒体融合的战略意蕴，把不同层级范围内的社会资源纳入深度融合发展规划中，构建一个智慧媒体生态思维基础上的、以各级新型主流媒体为集群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看，具有中国特色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与数字社会基础设施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同构，打造全媒体传播体系架构下的、以公共性为核心的数字社会基础设施成为媒体深度融合的全新逻辑转向。
坚持结构性原则，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活力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和要素的构成是否合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都是影响该系统性质与功能的重要因素。因此，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不仅要提升产品、技术等要素的品质，更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来激发活力，催生融合质变。
应对主流媒体的内部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等进行调整和改革。首先，主流媒体要树立一种项目部制、产品事业部制的组织架构理念。具体来看，就是根据不同业务类型形成相应的架构与建制，将垂直面向同一领域的资金、人才等线上线下资源汇聚在同一个部门中。例如，成立融媒体新闻中心、商务服务中心或政务服务中心来取代传统的广播电视中心或新媒体中心。这种扁平化、垂直化的组织架构，是根据业务类型实现的“化学深融”，超越了物理叠加式的初级融合，能够有效利用经营资源。
其次，主流媒体应当完成对业务流程的重塑和再造。传统媒体时代，内容的生产、分发、流通和消费等环节有效沟通不足，导致资源转化效率较低。随着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主流媒体必须对业务流程进行重塑与再造。运营团队将根据大数据挖掘用户的需求，并与其他团队进行内容、服务的设计与开发，随后交由生产团队进行落地，而整个业务流程的展开都是在技术团队的支持下完成的。如此，就构建起了一个单次采集、循环发布、多层级生产、跨平台分发的高效业务链条，将有效改善业务链各环节之间可能存在的资源耗费、效率低下的情况。
对主流媒体来说，用人制度的完善同样应当被高度重视。实际上，体制机制改革本质上是为了变革生产关系，进而充分释放组织活力。在社会生产关系的一切构成要素当中，人才自始至终都是最为核心与关键的，好的用人制度能够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人才缺失也成为媒体融合工程的掣肘。正因如此，各级主流媒体应通过优化专业培训、人事保障和激励机制来盘活人才资源存量，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从而为媒体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要通过各种形式的专业培训，不断优化和健全媒体深度融合所需要的全媒体人才队伍。全媒体时代，具备互联网思维，能够胜任全媒体流程与平台建设、全媒体业态与生态发展的专门人才是媒体产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具体来看，各级主流媒体应当立足自身人才资源存量，在业务专题培训、轮岗培训和导师培训等传统培训方式的基础上，在全社会范围内寻求培训资源的开发与拓展。在开发人才存量资源的同时，还应当兼顾机构外部新鲜血液的吸收和引进。
此外，要不断健全人事保障和激励机制。近些年，各级各类主流媒体纷纷推行同岗同酬等更加公平、合理和灵活的举措，在人事保障机制方面有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但在人才激励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应当在现有激励制度的基础上，通过采取物质激励、荣誉激励和上升通道激励等多种激励方式与手段来留住、吸引和激励人才。
坚持层次性原则，搭建立体传播网络扩大效能
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构成，不同层次的子系统有其相应的属性和功能。因此，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应当注重发挥各级各类主流媒体的综合功能。实际上，经由媒体深度融合所构建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应当是一种纵向贯通行政各层级、横向覆盖社会全领域的宏大体系，各级各类主流媒体将在“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伸和多领域拓展”的立体传播网络中实现差异化分工、融合化协同，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效能。
从纵向来看，全媒体传播体系是对应我国中央、省、市、县四级行政管理体制的，其自上而下涵盖了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地市级媒体和县级媒体。
中央媒体在四级机构中居于顶端，除了在传播层面上拥有广泛影响力，在资金、政策等资源方面也具备一定优势。中央媒体在整个全媒体传播体系中应当立足高点，以一种全局性视野引领各级媒体融合进程的推进，在行业探索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真正实现“全国一张网”。
与中央媒体相比，省级媒体则被赋予一项具体且紧迫的任务，即搭建所处省域范围内的共用平台，并通过“一省一平台”的建设，实现数据资源的集中汇聚，以期将传播效能提升落到实处。除此之外，省级平台还担负着为所处省域内其他主流媒体的建设统一技术标准、提供技术支持的重要责任。目前，省级媒体搭建“一省一平台”的任务基本完成，一省范围内的数据实现了互联互通、传播与社会治理在技术的赋能下得以整合。
不同于中央省级媒体的引领示范地位，亦不同于媒体融合最基层的县级媒体，地市级媒体在整个全媒体传播体系当中起到的是一种过渡衔接的作用，不仅可以接入央、省二级媒体的聚合平台，同时能够在自身资源的支撑下，承担智慧全媒体建设的具体任务单元和分工安排事宜。地市级新型主流媒体上接省级媒体，下连所辖范围内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并分担和统筹着所辖县域主流媒体的融合发展任务。“一省一平台”这一理念和实践基本实现了区域内的信息通畅和数据共享，也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制定并统一了制度规范和技术标准。而地市级新型主流媒体则能在具体的应用层面发挥连接和支持作用，弥补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全局性、技术水平、人才资源等方面的不足。
作为主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最后一公里”，县级媒体是主流媒体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和根基，其建设成效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治理效能的实现情况。未来几年，随着更加有序地推动主流媒体融合发展各项工作，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结果将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本质上是一种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并在这一过程中与国家治理产生了紧密联系，直接承担着主流媒体作为社会子系统参与国家治理的责任。因而，只有县级融媒体中心将自身形塑为复杂的媒介化社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各级各类主流媒体才有可能建成与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紧密互嵌的结构，进一步深化引导群众的功能。
从横向来看，经由媒体深度融合所打造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超越了媒体本位这一认知范围与局限，在全社会范围内接入多种资源，实现了全领域覆盖。作为一种互联网时代的在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全媒体传播体系已经与其他子系统深度交织在一起，成为整体社会建立各种关系、整合各种资源的沟通和表达系统，并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子系统构成了一种稳定的、交互的、结构性的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功能正是在与诸多社会子系统的联动过程中得以充分发挥。
坚持开放性原则，打造数字社会节点延伸价值
系统的开放性启发我们，推动一个系统的有序发展，必须重视自身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不断吸纳外部环境的有利因素。深度融合不仅是媒体机构之间的融合，更是一种主流媒体与社会之间的融合，是全社会协同参与的系统工程。
媒体融合不仅再造了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流程，更实现了思维上的突破与解放。基于自身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强连接性，主流媒体已经不能仅满足于其承担信息发布的单一功能，而是应当通过融合而成的智慧生态系统这一身份去开辟、延展全新的社会空间，并成为数字社会的组织手段和关键节点。全媒体传播体系下的主流媒体所提供的服务则是基于互联网这一信息社会的底层逻辑，整合各类社会资源以实现服务的垂直化和下沉化，来向人民群众提供各种生活所需的实质性服务。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主流媒体深度融合要在推进内容生产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创新媒体投融资政策，增强自我造血机能”。通过对顶层规划的解读可以发现，主流媒体所提供的“服务”不再只是一种高度抽象、政治意义上的概念或隐喻，而是显在体现于党政服务、公务服务和商务服务三个具象的实践层面。
首先是党政服务。具体来说，主流媒体通过将党建、行政、司法等党政信息和服务纳入自主搭建的融媒体平台，实现对公共政策全过程的深度嵌入，其本身所潜在的技术向度动能超越了单纯的媒体功能维度，党政工作的数字化、信息化转向将从中获益良多。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自身属性保障了党政系统的信息化不会受到商业资本和技术异化的侵蚀，其政治安全得以保证。
其次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指的是主流媒体为党政系统之外的社会组织与公众提供的公益性、非营利性服务，集中体现了其公共性价值。深度融合后的主流媒体，本质上是一个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数字节点，因而主流媒体可以依托与教育系统、医疗系统、安全系统等相关公共服务部门的合作，在服务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实现跨越式提升，进而确保人们都能够在互联网商业平台提供的产品服务之外，获得一个真正以公共性为终极价值追求与核心意涵的服务平台。此外，旨在探索治理现代化的政府亦能够借此获得用户的基本数据，并在主流算法的反馈和驱动下推动自身服务的提质增效。
最后是商务服务。作为在《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中强调的新服务类型，商务服务的出现除了在功能边界上实现了突破，更是具有特殊意义，即为主流媒体在资本化运作改革、持续增强自身造血机能等发展方向上提供了政策层面的支持与合法性。要注意的是，引入商务服务这一概念不应止于主流媒体自身发展，而是要将其放置于服务地方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宏观性目标中。将“商务”这一业务形态与其他业务项并列提出，足见在纵深融合过程中，甚至新闻+政务、新闻+服务也不见得能够完全支撑推进融合纵深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看，深度融合后的主流媒体，应当是高度聚合各种社会资源，兼具信息传播、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等功能的开放性综合平台。
结 语
当前，媒体融合作为我国数字化、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内容取得了斐然成绩，人、信息和资本的连接汇聚得以初步实现。但同时，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面对的挑战同样显著。考虑到媒体融合本质上是一项系统工程，系统观念是全面理解其本质属性的关键思维方法。善用系统观念来指导融合实践，不仅是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内在要求，更是“十四五”期间主流媒体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者胡正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荃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